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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人長話短說,今天的人生怕不夠面面俱到

                以前的人長話短說,今天的人生怕不夠面面俱到

                2018年10月20日 13:57:13
                來源:鳳凰網文化

                1985年,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以一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舉改變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版圖,在浪漫的八十年代為文學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2018年的今天,再提此事,陳平原卻這樣感慨:“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文學是最早起步的,因為春江水暖鴨先知,而四十年以后文學是墊后的?!?/span>

                從1985到2018,錢理群、黃子平和陳平原從青年學者變成了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三十年間,余華從先鋒文學走向通俗文學,莫言拿了諾貝爾,默默無聞的金宇澄寫出了驚艷四座的《繁花》,許多人從舞臺退場,又有許多新人占領焦點,文學和這個時代一樣,每一秒都發生著不可思議的變化。不過,有這樣一套叢書,歷經三十載,卻依然保有著文學最初的魅力。

                三十年前,三位學者用“漫說文化”四個字命名了這樣一套囊括魯迅、周作人到王安憶、賈平凹的佳作合集。三十年后的今天,這套叢書再次出版,值此機會,鳳凰網文化與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相約燕園,在落花的時節共讀華章。

                在這場故交重聚的風沙龍上,三個人仿佛回到了意氣風發的八十年代,回到了那些神聊的歲月,滔滔不絕,暢所欲言。錢理群坦誠真摯,回憶起上課時帶著學生一起朗讀的場景,兩眼放光,像小孩子一樣;黃子平睿智儒雅,三言兩語間帶我們回到曾經的文藝與浪漫;陳平原則嚴謹認真,滿懷對文學與時代的憂思。從魯迅到史鐵生,從《新青年》到《讀書》,在這個不讀書的時代里,所幸我們還能一起聊聊“文學”。

                鳳凰網文化將對話內容整理成了文字,以饗讀者,因篇幅較大,故分為三篇發布,以下是第二部分:          

                左起:徐鵬遠(主持人)、黃子平、錢理群、陳平原

                八十年代重新意識到休閑的意義            

                陳平原:子平說話是逗趣的,說我最有文化,那是開玩笑的,主要基于一個判斷:我是廣東人,比較講究吃的。到了北京以后,發現北京人真不講究吃,尤其是三十年前北京的飯真難吃(笑)。老錢是整天考慮學問問題,不考慮吃飯,所以他永遠是煮面條。我們在外面吃飯,我經常說這個菜好、那個菜不好,老錢都覺得很好。所以北京大學校園里流傳一個笑話,說那個飯館如果陳平原說好吃的,那就真好吃;如果錢理群說不好吃的,那就實在不好吃(笑)。這還不嚴重,后來有人延伸出去,因為老錢對學生比較寵愛,因此傳說,陳平原叫好的學生是真的好學生,老錢說差的學生,那就是真差的學生(笑)。這是第一個補充。

                第二個補充是,之所以做這個事情,原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輯后來成為作家的王小平,她讓我編林語堂文集,我謝絕了,因為投入那么多時間,似乎不太值得。我對編專題文集有興趣,出版社表示支持,真正做的時候責編是李昕,他后來當香港三聯書店的總編輯,又成為北京三聯書店的總編輯。李昕對這套書很有貢獻,所以首先要感謝。老錢剛才說外部環境很不利,可人家人民文學出版社還是頂住了。你想,90年出版前五本,92年出版后五本,都給做成了,很不容易的。我覺得還是應該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膽識,包括像李昕這樣的編輯。

                剛才老錢說盜版,不太準確。事情是這樣的,人民文學出版社把版權賣給了香港,記得是香港勤加緣出版社,梁鳳儀辦的財經出版社,他們買了這個版權以后,首先選了《男男女女》,然后大動干戈,弄出一個我們都不認得的新書,我們趕緊制止,所以沒有第二本。都怨我們沒有經驗,簽合同時沒說不能動。我們是轉讓了版權的,沒想到他們做成這個樣子。

                第三個要補充的是,其實這套書最早的計劃是,老錢因這方面最權威,他編四本,我編三本,黃子平編三本。但最后結果黃子平只編一本,因為他90年出國,后來變成我來編?!渡浪馈贰渡裆窆砉怼啡绻亲悠絹砭?,可能效果會更好一些。他只有一本《男男女女》,每回都告訴我,肯定是他的《男男女女》最好賣。我問了現在的出版人,果然如此。不過,不是他編的好,是因為書名好(笑)。

                再接著我剛才的思路往下說,這套書開始重版,我就意識到一個問題,因編寫時間較早,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文章沒有收錄??紤]到老錢、子平不可能再做下面的事情,選編八十年代以后到今天的好文章,按照這個思路續編,我帶了12個已經畢業的博士分頭做。選文時,突然發現一個問題,現在的好文章都比較長。三十年代的人是能寫短文章的,而今天的人不會寫短文章。以前的人會寫短文,你可以理解為他們長話短說,擅長寸鐵殺人,攻其一點不及其一,或者一個片斷一個側影就打住了。即使比較長的,也就是三四千字,一般一兩千字就是一篇。這次選文,發現經常是上萬字的論散文,五千字的散文已經算短了。而且,這些文章最大的特點是面面俱到,好像生怕別人攻擊他不夠全面似的。我感嘆今天的人不會寫短文,而五四到三十年代的作家,他們的美文、隨筆、雜感、小品都很好,那個風氣、那種狀態下寫的那些“小文”留下來了,今天反而難得,這是很讓人驚訝的。

                我能理解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演講。今天的演講稿和二三十年代魯迅、周作人、胡適等人的演講稿很不一樣,也是這個問題,當初的演講稿整理出來三千字、四千字,今天我們的演講稿整理出來大概兩萬字。為什么?因為以前的演講往往兩三個人合抬,如果一個人講半個小時,今天所有請你演講的,都告訴你一個半小時,因為兩節課。順應大學的兩節課,而導致我們的演講變成包羅萬象的。很高興今天三個人分頭講,估計每人三四十分鐘,這樣的狀態比較好。

                十幾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懷念小書》,因為當初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出版以后,錢鍾書寫了書評,有好多批評,但有一句話,說“這是一本小而可貴的書”。以前此類小而可貴的書不少,今天的書越寫越厚。有些是專業論述的需要,但很多情況下不完全是專業論述,而是舍不得割舍,學不會剪裁,羅利一大堆材料。所以我才會感慨,小書和短文是配套的,以前的小書今天變成了大書,以前的短文或小品,今天變成了大品或者長文。

                關于散文的問題,等一下有興趣再談。我下面談幾個跟這套書有直接關系的話題。

                第一個話題是,魯迅當年為雜文爭地位的時候說,如果文學殿堂那么威嚴,非要符合文學概論不可,我就不當作家,我就不進去了。原因是,諸位必須了解,傳統中國“文”是核心文類,文以載道的“文”是核心文類,到了晚清以后,特別新文化運動以后,我們接受西方的文學及文類概念,發生一個大的變化,“文”從中心退到邊緣,變成很不重要了。當年朱自清《背影》出版的時候,在序里面說很抱歉,我不會寫詩,不會寫戲劇,不會寫小說,我只能寫文章,而這些文章當然屬于雜文學,不是純文學。上世紀二十年代以后,我們對“文”的感覺從以前整個文壇的中心退到了邊緣,這個過程中,這一百年中,“文”還一直在掙扎,而這套書某種意義上是基于我們這個概念,覺得“文”必須重新提倡,而且“文”有可能重新回到文壇的某個重要的位置。如果看一下1922年胡適寫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第一章文,第二章小說,第三章詩歌,第四章戲劇,到1929年以后朱自清寫《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文章排在最后。今天講近現代或當代文學,“文”也都不太重要。當初我們有一個想讓“文”重新得到認可,重新回到文壇的關鍵位置,而且回到我們的日常生活的設想。

                當初之所以分專題編散文,某種意義上是對文學史的質疑。這個思路,我后來有進一步的拓展,最近十幾年我寫了好幾本書,包括《假如沒有文學史》,更包括《作為一種學科的文學史》,討論的是文學教育的問題。文學教育以文集、選本還是以文學史為中心,是一個大的問題。我力圖糾正1904年引進文學史以后,整個中文系以及所有的文學教育以文學史作為中心的這個教學框架。我說這種教育方式,培養出一大批沒有品味,但記得一大堆名詞和人名的學生們,離開這個文學史,已經沒辦法再自己閱讀和欣賞了。我希望回到文章、直面文本、獨自閱讀的狀態,而文學史只是作為一個幫助你了解的背景而已。我曾說過這么一個教訓,夏老師講古代文學,我是教現代文學的,曾經有一學期她到德國教書,我替她講古代文學,考試題目是關于《儒林外史》的諷刺藝術,答卷里面80%的學生舉的是范進中舉,為什么?因為中學課本有。后來我發現,讀大學以后好多重要作品沒再讀,為什么?沒時間,因為忙著讀文學史??梢赃@么說,我們教給同學一大堆作家和作品名稱,同時告訴他什么叫做主義、流派、風格,但實際上他沒有時間去好好讀作品。所以我才會說,寧肯編選本讓學生們自己讀,多少還有收益,比起你背一大堆名詞有用得多。

                第三,為什么選這十個題目?某種意義上,這跟八十年代的文化熱有關系。包括《神神鬼鬼》,子平補充說跟老錢當年的《周作人傳》有關系,我補充的是跟八十年代的文化熱有關系。八十年代我們重新發現地方文化、民俗、宗教等等,八十年代我們重新意識到休閑的意義。諸位肯定記得,成仿吾當年批判魯迅,說魯迅落后,其中一個說法就是有閑、有閑,第三個還是有閑,所以魯迅寫了一本書《三閑集》?!坝虚e”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批評的對象,包括周作人感慨晚清以降的中國人缺乏豐腴的、溫潤的、從容的生活感覺。外在的是因為戰爭問題,生活水平下降等等,沒有那個能力,但也跟心態有關系。這就說到一個時期意識形態的狹隘論述。而八十年代后期,我們逐漸意識到日常生活以及從容的、優裕的、休閑的生活對于人的意義,人某種意義上是通過奮斗達到這種從容的生活目標,而不是拋棄這個目標。

                第四個問題,其實我們談文化的時候,都明白散文的特點是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在這些零零碎碎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的某種側影。談中國文化,不一定在儒釋道的大文章,不一定在教科書,不一定在文化史,也可以是在散文的點點滴滴中,見到日常生活中的中國文化。而且,用這些接地氣的、生活化的、零碎的、感性的材料來彌補過于宏大的敘事和過于僵硬的概念,是有意義的。這是當初的一個想象。

                最后做一點補充。這套書是領讀文化做的,他們最后決定加朗讀,做二維碼掃描。這是他們的功勞,不是我們的意見,做出來以后,我們也很高興。因為這跟今天聽書的趣味和潮流有關系,也跟現代白話文的產生有關系,像胡適說的“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周作人所說“有雅致的白話文”,或者葉圣陶所說的作文如寫話,這些都在強調白話文寫作中,如何在文字和聲音之間建立某種聯系。以前因為技術途徑限制,我們只能出文字的書,而今天有了這個聽書的可能性,或許文章的感覺會發生變化??吹奈恼潞吐牭奈恼率遣灰粯拥?,而葉圣陶代表新文化那一代人所一直強調的是,白話文的最高境界是作文如說話,文章最后能讀出來,而且能聽得進去。也就是說,不僅能看,而且能聽,這是文章很好的境界。無意中,因為這個技術手段的改變,我們實現了,這一點我很高興。

                我就補充這幾點,先說到這。

                錢理群

                現代中國的文章受演說的影響很深

                黃子平:我對平原最后說的一點也有感觸,“文”這個概念一向都是要朗讀的,尤其到桐城派這條線,魯迅帶貶義的說法叫做搖頭晃腦。但是五四的時候他們正好反桐城派的,白話文后面,“文”后面聲音的意念是非常強的,為什么要用白話文?它跟說和聽,希望同一,但是這個同一是烏托邦的夢想,因為各地的方言跟文字之間的差距很大。所以他們能夠朗誦、能夠讀、能夠聽這方面是搞不過桐城派的,沒有桐城派那么搖頭晃腦,鏗鏘一下。所以到什么時候才開始變得可以讀?反而不是文,反而不是散文,而是所謂朗誦詩。從延安開始到四十年代重慶、昆明,在朗誦詩這個文體上實現了兩者之間的統一。而散文我們可以讀,唯一可以搖頭晃腦的是普通話實現了霸權的小學課堂上。但是你想想,在中小學的課堂上搖頭晃腦來讀魯迅的文章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所以領讀文化把這套書做成有聲書,我覺得是非常好的嘗試或者說很好的努力,重新使文字和聲音的結合,在一個新的技術條件下實現。

                錢理群:我一直認為文學作品,包括魯迅作品,是要靠朗讀的。在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錢理群講課很有名,我回憶我上課最得意的兩堂課都是朗讀。一次是北大開大一國文,有一堂課講史鐵生的《我和地壇》,我一上課就宣布今天不講,我只朗讀,我讀完這個課就結束。而且我讀的時候事先沒有任何準備,完全憑我的感覺去讀,讀完之后學生感動得說不出話來。最有意思的是兩個吉林大學的同學,專門跑來聽錢理群的課,聽完跟我說,老師你怎么這么上課!但是他最后又說了一句,哦,我懂得該怎么上課。這是我最得意的在北大上的一堂課。我這個人有氣場,一下子把學生吸收到課里面,我一讀,他們很容易進入。

                另外最得意的是我在中學講了一堂課,我做了一個實驗,把魯迅《野草》里面幾段精彩的文章摘選出來取名叫“天、地、人”。上課的時候我跟學生說下面我要朗讀,請你們聽我讀的時候,不要去想這句話象征什么、它有什么意義,不要作任何分析,就是聽。于是,我就有聲有色地放聲朗讀起來。然后讓全體同學站起來跟我讀,讀的過程中我發現所有同學眼睛都發亮了,覺得好像是感悟到什么東西又說不出來。后來我用個方法到臺灣講課,臺灣那些大學教師說錢先生課可以這么上嗎?而且大學的課可以這么上嗎?我說這當然不是所有的課都這么上,至少有些課是可以這么上的,臺灣學生反應也非常強烈。

                魯迅

                我當然無意將我的這樣的上課方式普遍推廣,但它內含的一個教學理念還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強調文學教學中,要注意文字和聲音的結合。文學很大的魅力是來自文字背后的色彩,畫面,和聲音。我剛寫了一篇文章談我的魯迅閱讀史,就談到我在1947年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從哥哥的書里突然看到一篇叫魯迅的人寫的《臘葉》,臘葉里面那種紅的、綠的很絢爛的色彩當中突然有一個黑色的斑點,明眸似的看著你。當時還不知道魯迅是什么人,但讀他的文章直接感覺,一個是奇,一個是怪,而且讀了以后很震撼,說不清楚的震撼。其實我無意中抓住了魯迅文學的本質。以后我不管讀多少魯迅,我始終覺得色彩斑斕中有一雙黑色的眼睛在盯著我,這樣影響我一生對魯迅的理解、感悟。我晚年讀魯迅,最受震撼的是讀《野草》的《頹敗線的顫動》。魯迅說過:“當我沉默的時候,感到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蔽蚁朊總€人都有這個經驗:人內心最深處的東西是沒辦法用言語表達的,一說出來就變形了。但魯迅偏要挑戰這一點,他要努力把不能言說的人類內心的東西表達出來,就嘗試著借鑒現代繪畫和現代音樂,先把“無言的詞語”轉換為人的軀體的顫動,再轉換為天空的顫動,“惟有顫動,輻射若太陽光,使空中的波濤立刻回旋,如遭颶風,洶涌奔騰于無邊的荒野”,呈現出一個有聲有色的壯闊的世界。我感覺魯迅文字的魅力,就在于文字的色彩感與音樂感,這是我主張用朗讀來感悟、接近魯迅的文學的原因。

                陳平原:老錢這個經驗不具有普遍性。第一是他講一次可以,要是一學期都這么講的話,學校要請他交代一下。講一次特別驚艷,但一學期都這樣不行。第二是老錢的聲音有磁力,我就不行,我如果像他這樣朗誦兩節課,必定聲嘶力竭,效果不好。我的學生說我不會用聲,夏老師講話很輕松,坐在教室后面都聽的很清楚,我講話無法達到那個效果,我的學生甚至建議我到中央音樂學院訓練一個學期。我發現這是天生的,沒辦法。老錢是演話劇的,所以他這樣做效果好,別人這么做效果沒有那么好。但是強調聲音,這點我贊成。我前面兩年在廣東編《潮汕文化讀本》,從小學一年級讀過來,也是要求他們配朗讀,課本上掃描就可以聽,童謠、詩歌、文章也是這樣配,也是強調聲音對孩子們的誘惑,實際效果很好。

                這么多年,雖然還沒有成書,我寫了好多文章,總題目叫“有聲的中國”。大家肯定記得魯迅的一篇文章,提倡白話文的,題目叫《無聲的中國》。我說“有聲的中國”,是研究現代中國聲音的一種特殊狀態,那就是演說。我寫了好多文章在討論,從晚近開始,“演說”進入中國以后發揮很大的作用。當初梁啟超接受犬養毅的建議,說中國文明開化,應該學習日本,那就是報章、學堂、演說,這是三種最有效的武器。演說是很重要的,尤其在大庭廣眾中,在傳播思想方面,會發揮很好的作用。所以,我會強調演說的社會文化功能,以及演說如何影響到日后文章的寫作?,F代中國文章受演說的影響很深,這是我自己一直在討論的話題。我想說的是,像老錢那樣有自己的特殊愛好,而且用這樣的實踐,讓學生們通過朗讀體會魯迅文章的魅力,這是很了不起的。但也是他個人的特點決定,不是每個老師都能像他這樣的。建議有媒體趁著錢老師身體好的時候,作為一個專門的課,不用解釋,就是讓老錢讀魯迅。就聽他朗讀,最多配一點淡淡的音樂,我相信這樣做出來,會效果很好的。

                黃子平:對理論感興趣的讀者聽眾我補充一下,最近“聲音的政治”和“聽覺文化”的研究,現在在學術界是非常熱門的話題,尤其是現代社會怎么樣用聽覺來營造意識形態等等,在麥克風、電唱機、電視、電臺這些發明出來以后,現在研究的人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文章也都出來了,有一本書叫做《聲的資本主義》,日本學者寫的,臺灣已經有譯本了。所以聲音這個東西,聲音跟文的分離和結合都是在現代進程里面很值得研究的課題。

                剛才說文章長和文章短的關系,因為朗讀,搖頭晃腦朗讀的這種不可能寫長,因為它有一個速度問題。聽,不能聽那么久,連評書都不能講太長時間,評書聯播都得在某一個時間長度里面。如果閱讀,閱讀速度比朗讀要快很多,而且閱讀還有一個好處是可以回過去讀,或者跳過去翻頁讀。當然錄音機可以快進,一快進它會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速度問題帶來的理解的深度的問題,早年全人類都是朗讀的,為什么后來發展出來不再朗讀,而是以默讀為主,因為書很厚、文章很長。通過默讀我們可以進入深度理解,朗讀只能感染,被老錢這樣有磁性的聲音所感染,但是要深度理解的話還是要靠閱讀。所以現在既有文本,又有二維碼可以掃描,這是很好的事情。

                陳平原:剛才子平說閱讀的長處,我突然想起來,1906年章太炎談現代學堂。以前是書院里面自己讀書,現在改為學堂,最大的特點就是老師在上面講課,學生在下面聽,不管是20人還是100人、300人,反正是一個講、一群人聽。他說這種教學方式,必定導致將來的人由“眼學”轉為“耳學”。以前主要是靠自己讀書,用眼睛閱讀,他會一邊閱讀一邊思考問題。相對來說,聽人家演講,一次過,而且一不小心就過去了,很容易聽順聽溜,而且會走神。這種情況下,會導致從眼學到耳學,將來二十世紀以后的學問,很可能都是“道聽途說”。有人負責說,有人只管聽,而不是自己寫和讀。我當年做小說敘事模式轉變時,特別強調,小說敘事方式的改變在于從廣場或說書場中移到書齋,懸想讀者坐在書齋里獨自閱讀。默讀的出現,是現代小說興起的關鍵。今天我們談聲音的傳播,必須警惕走到另一個極端。因為北大的一大特點是講座多且質量高,剛來的學生會特別喜歡聽講座,這個時候我會提醒,聽講座很好,但自己讀書最要緊。因為聽的和讀的不是一回事,聽的時候很容易抓住某些有興趣的、你能夠理解的迅速記憶,但不可能深入的挖掘和展開。在這個意義來說,一方面我們強調聽,另一方面也請記住章太炎的那句話,純粹道聽途說不行。

                因為這個書使用二維碼聽讀,其實是牛刀小試,因為市面上有各種各樣的聽書節目,學生給我推薦了好多個。尤其工作緊張的老學生,告訴我說,他們一邊開車一邊聽,或者一邊做飯一邊聽,一邊跑步一邊聽,這是一種新的文化傳播的形式。

                散文是跟所謂大師、經典這些概念對立的

                徐鵬遠:剛剛陳老師講的過程當中提到在編這套書,后補八十年代到今天文章的時候字數長度的問題,以及新的傳播手段“聽”的方式,我在想一個問題。今天這種文章為什么字數越來越長?其實不光是字數越來越長,可能我們的散文寫作的數量也在下降,比如當我們提起散文大家的時候,可能會想到陳老師的師爺朱自清先生,但是提到當代作家的時候我們能想到哪個是以散文著稱的大家嗎?可能大部分人并不能一下子想出來,當代比較知名的作家,更多是以小說為大家所熟知。

                相應的一個問題就是,我們今天在一個資訊爆炸的環境中,讀到更多的可能是公眾號上的評論等等,所以寫那些文章的人越來越多;論文可以發在期刊,可以拿項目、拿基金、評職稱,所以大學里很多人寫論文;詩歌,你寫了至少可以朗誦一下,至少可以錄個音頻、拍個MV等等,最不濟在QQ空間、朋友圈可以發一下。如此一來可能散文的存在狀態會變得越來越尷尬,因為除了寫給自己,好像沒什么別的用處。

                再比如,今天這套書出來之后,我相信在未來幾個月甚至一年之內,很多公號都會把這里面的文章發出來,因為很短,兩三千字非常適合手機閱讀,又都是經典作家的文字。但是當它進入到我們日常閱讀當中的時候,它的這種吸引度是值得疑問的,比如你剛讀《男男女女》里面的文章談愛情問題或者男女相處的問題,這時候朋友圈跳出來一個說直男癌怎么怎么樣的文章,我相信這篇的閱讀量肯定會高過那個。

                所以我想問三位一個問題,這套書從三十年前開始編的時候,那時帶著八十年代后期的趣味,旨在培養讀者的審美、趣味,放到今天的閱讀環境當中,這樣的初衷是不是還能夠比較原汁原味的得到實現?這種經典閱讀連同其附載的審美趣味能不能在今天的讀者當中產生真正的作用?包括剛才說的散文問題,無論從創作的角度還是從閱讀的角度,我想聽聽三位老師各自怎么看待散文的當下狀況?

                黃子平:我沒有再重新仔細翻這些選的篇目,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恐怕好像有意的避開三位散文大師,劉白羽、楊朔、秦牧。我覺得是有意的,對不起這三位,因為他們都牢牢的住在中學語文課本里面那么多年,我們再選進來有點不好意思。但涉及到所謂散文大師、散文的經典作家,我覺得這種概念本身跟散文是蠻擰的,因為散文這種寫作,沒有說我要靠散文建立一個典范,建立某一個高度,建立某一個經典。他們說是隨性而發,就是閑聊,他寫出來的時候就跟所謂大師、經典這些概念是對著的。

                散文的一個好處,恰恰因為它沒有這些經典、沒有這些典范和某些固定的規范,使得它一開始就是非常的寬容、非常的包容,使得挑戰沒有意思了。我要挑戰某一個大師,說我要寫一個反散文的散文,大家說你這個還是散文,一下子也就歇了勁。這跟詩歌很不一樣,詩人經常出來說我要寫一個“純詩”,只有我寫的詩才是詩,別人的詩不是詩。詩人脾氣比較大的,成立一個詩社,發布《詩歌宣言》,然后動不動自殺。沒有聽說一個散文家要成立散文社,發布《散文宣言》,宣布我寫的是“純散文”,別人寫的都不是散文,而且散文家都活的壽命很長。所以文體決定寫作主體,概念不同。它的好處是,不管寫的怎樣稀奇古怪出來,人家還是承認你是散文,你一下子沒脾氣了,再怎么樣挑戰,再怎么樣反叛,都沒有意思了,你就好好地寫你的散文。

                互聯網的普及,散文和詩會重新崛起

                陳平原:“散文”這個概念,在歷史上相對應的是韻文或者駢文,至于與小說、詩歌、戲劇并列,這個意義上的散文,是二十世紀才有的概念。而這個散文說到底,按照西洋的說法,除了韻文都叫散文的話,那小說也是散文。散文怎么界定,有好多專業論述,我只想說一點,不要輕易否定人家是散文。剛才你說大家在那里批注,今天各種公眾號的批注,或者前面一段寫微信微博,你不能說那不是散文,只是說他寫的好不好的問題。這個年代,你不能保證公眾號不出大散文家,在我看來完全有可能的,因為今天的寫作姿態,恰好是隨心所欲的揮灑,說不定再過五十年來看,這十年中各種公眾號會出現好多好文章,他們將來自己出集子,選編一下,沙里淘金。某些公眾號挺好看的,這些東西是不是日后成為散文經典,很難說,也許就是。

                2000年我寫過一篇文章,引起軒然大波,我說的是“小說的世紀”結束了,大家很驚訝。我說的意思是,十九世紀末的時候,當梁啟超等人提倡小說界革命的時候,說了一句話,二十世紀是小說的世紀。確實如此,二十世紀是小說的世紀,小說成為第一文類。小說成為第一文類,此前是不可能的,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小說,不是中國文學的第一文類,更重要的是文、是詩,小說比較靠后。但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成為第一文門類,這沒有問題。當初我的預想是,二十一世紀,小說的某些功能在瓦解,不像過去那么重要了。讀大學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老師說你要學經濟學,不看《子夜》怎么可以呢?今天完全不用看《子夜》,經濟學也都學的很好。當初小說承載這么多功能,政治、法律、經濟、軍事各種各樣的知識都在小說里面,尤其在長篇小說里面包含著。當各種專業知識分隔越來越嚴重,教育越來越發達的時候,小說這方面的功能可以也必須卸載。今天的小說,不像二十世紀的小說那樣必須成為百科全書,大家讀小說,也沒把你當那么嚴重的話題。

                當初我預想,那個預想今天看來還有待證實,我說隨著互聯網的普及,有兩個文類會重新崛起,一個是散文,一個是詩,因為它的“業余性”。換句話說,寫長篇小說需要一定的能量、時間,還有技術,但寫詩和文,尤其散文,不見得。你會發現一些人才華橫溢,出口就是好文章,他沒有受過很好的專業訓練,但因為經歷、因為才情、也因為他自由的寫作心態。剛才子平特別強調那個心態,散文最最關鍵的是寫作的心態,心態好,這種灑脫的心態寫下來的東西,很可能就會成為好文章,不管是長還是短,是文還是野,它都能流傳。反而是那種端著,那就是寫論文的架勢,效果不好。我不太欣賞“大散文”的概念,就是因為他很容易端著,端著那個架子,像寫長篇小說一樣地寫散文,這二三十年代的美文、小品、雜感,跟這些東西完全不一樣。就我個人而言,更欣賞那種比較閑散,有學識作為根基,有心情作為底蘊,然后出于閑散的筆墨而成的小文章,那是我比較欣賞的散文。

                但我必須承認一點,還有另外一種散文,就像子平說當初我們有一點排斥的,像楊朔、劉白羽,除了他們本身受時代限制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之外,我不太欣賞那種一味抒情的散文。我承認它是一條路,而且到現在為止,還有很多人在走這條路,而且認為這才是散文正宗。題為漫說文化,你就會明白我們必將偏于文化、歷史、民俗,而不是純粹的個人抒情。個人抒情,猶如寫抒情詩,如果散文走純粹的個人抒情……

                黃子平:抒情倒也罷了,抒豪情。

                陳平原:那應該是屬于特定時代的,我們不能這么來談。

                還有一個我想解釋的是,我的感覺是最近一二十年的散文,有小說化的傾向。有人問朱自清《背影》有沒有虛擬?我覺得不嚴重,最多是細節的虛擬和形象的描述,但最近十年、二十年,我感覺很多散文越來越戲劇化,寫的很像小說,連累而及,連高考作文也都寫的像小說了,這不是好的傾向。當然這是我個人文章觀念的問題。

                還有一個我想解釋的是,我的感覺是最近一二十年的散文,有小說化的傾向。有人問朱自清《背影》有沒有虛擬?我覺得不嚴重,最多是細節的虛擬和形象的描述,但最近十年、二十年,我感覺很多散文越來越戲劇化,寫的很像小說,連累而及,連高考作文也都寫的像小說了,這不是好的傾向。當然這是我個人文章觀念的問題。

                黃子平:你說小說終結,人家只好到散文里去寫小說了,都得怪你(笑)。我想為小說一辯,為小說家留一線活路。小說有一個功能別的文體不能代替,小說相當于在人物靈魂里面安了一個麥克風,他說“今天晚上很好的月亮,三十年沒見”,你根本在日常生活中沒人聽得見這句話,這就是小說的功能,它能夠把人物主觀的話語、想象、內心獨白通過文字表達出來,沒有任何一個文體可以這樣。應該讓小說干只有小說能干的這個事情,只有小說能發揮的功能,就是讓人物的主觀想象,人物的內心獨白,人物的那些所有不足為外人道也的秘密,透露出來。你最親密的人都不會像小說人物那樣跟你掏心掏肺講這些事情,這是小說最厲害也是最需要的功能。

                但是某些方面小說比散文更有包容性。在小說里邊談哲學怎么辦?你設計一個人物叫哲學家,于是他的所有哲學思考就跟敘述融為一體。小說里面也可以寫詩,設計這個人物是個詩人,他寫的很多爛詩,單獨發表不了,可以全部被抄到小說里頭。你還不能罵小說家寫爛詩,那是小說里的人物寫的,他的才華如此,我拿他沒轍。小說的這種包容性,因為在人物設計上有很多方便。

                陳平原:當初我的文章發表后,好多小說家都回應,林斤瀾先生很認真,召集北京的小說家跟我座談。有人說我斷言小說要死亡,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我只是說,“小說的時代”過去了,小說不該再大包大攬,應該回到小說能夠做、應該做、以及最擅長做的事情。我當初提到電影對小說的沖擊,乃至各種游戲對小說的沖擊。到底什么是小說最擅長、別的門類不具備,必須想清楚,以后小說才有可能大發展。當初討論時,好多作家是從個人的經歷來說我的小說至今賣的很好,不受沖擊。其實到現在為止,小說可以改編電影電視,在所有文體里是銷路最好的。但是必須意識到,當社會科學興起,當今天的游戲、電影、電視出來以后,小說還應該固守什么、保全什么以及發揮什么,這樣的話可能會走的更遠一點。當然我承認,到今天為止,小說在整個中國文壇還是處在最有利的地位。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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