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 id="a04co"></tr>
    <th id="a04co"></th>
        1. <th id="a04co"><sup id="a04co"></sup></th>

          1. <code id="a04co"></code>

            <object id="a04co"></object>

            <object id="a04co"></object>

            1. <code id="a04co"></code>
              <blockquote id="a04co"><ol id="a04co"></ol></blockquote>

                以前是老師告訴學生不要太天真,現在是學生跟老師說別太天真

                以前是老師告訴學生不要太天真,現在是學生跟老師說別太天真

                2018年10月21日 15:45:51
                來源:鳳凰網文化

                1985年,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以一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一舉改變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版圖,在浪漫的八十年代為文學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2018年的今天,再提此事,陳平原卻這樣感慨:“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文學是最早起步的,因為春江水暖鴨先知,而四十年以后文學是墊后的?!?/span>

                從1985到2018,錢理群、黃子平和陳平原從青年學者變成了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三十年間,余華從先鋒文學走向通俗文學,莫言拿了諾貝爾,默默無聞的金宇澄寫出了驚艷四座的《繁花》,許多人從舞臺退場,又有許多新人占領焦點,文學和這個時代一樣,每一秒都發生著不可思議的變化。不過,有這樣一套叢書,歷經三十載,卻依然保有著文學最初的魅力。

                三十年前,三位學者用“漫說文化”四個字命名了這樣一套囊括魯迅、周作人到王安憶、賈平凹的佳作合集。三十年后的今天,這套叢書再次出版,值此機會,鳳凰網文化與錢理群、黃子平、陳平原相約燕園,在落花的時節共讀華章。

                在這場故交重聚的風沙龍上,三個人仿佛回到了意氣風發的八十年代,回到了那些神聊的歲月,滔滔不絕,暢所欲言。錢理群坦誠真摯,回憶起上課時帶著學生一起朗讀的場景,兩眼放光,像小孩子一樣;黃子平睿智儒雅,三言兩語間帶我們回到曾經的文藝與浪漫;陳平原則嚴謹認真,滿懷對文學與時代的憂思。從魯迅到史鐵生,從《新青年》到《讀書》,在這個不讀書的時代里,所幸我們還能一起聊聊“文學”。

                鳳凰網文化將對話內容整理成了文字,以饗讀者,因篇幅較大,故分為三篇發布,以下是實錄的最后一部分:          

                左起:徐鵬遠(主持人)、黃子平、錢理群、陳平原

                賣的最好是《男男女女》,賣的最不好的是《讀書讀書》

                徐鵬遠:三位老師建議給大家多一些提問機會,大家有問題可以舉手。

                提問:我想問一下錢老跟陳平原兩位老師,錢老以前寫文章說過去上學叫讀書,但是現在孩子上學主要是應試,錢老師教過中學,陳老師也提到教中文系的時候發現學生知道很多書目作家名字,但是不讀作品,所以我想代表家長,包括老師,想知道中小學生怎么引導他們比較好的讀書,特別是學校在教語文的時候,就像您剛才說的閱讀,有沒有比較好的方式?

                錢理群:現在不讀書可能不是孩子的問題,老師自己就不讀書。中小學老師除了參考書之外不讀別的,大學老師可能也不讀書。不讀書可能是現在最嚴重的問題。但這個問題你問我怎么解決我不知道,但是我跟很多老師提過一個看法,我說整個教育沒指望了,但是你可以在你可能的范圍內做一點引導學生讀書的事情,你引導一個算一個,你別想經過你的引導大家都讀書,別做這個夢。但是你去引導,引導了,就會有人讀書。最近我非常高興,今年教師節,我收到一批來自現在還在農村教書的老師的信,因為當年他們在做學生的時候聽過我的講話,他們一直記得我說的話。其中一個老師就這么告訴我,他說你當年說的對,我們原來寄希望太大,到后來完全不是這樣,但是我還在堅持。他告訴我自己現在也還在讀書,同時堅持每個星期讓一個學生去讀一本書。我在回信時就對他說,在當下能夠這樣做就很不錯了,如果能夠長期堅持下去,就更好了。中國的問題,你想大范圍根本去解決,根本不可能;但是每個人可以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去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當然,我還是寄希望于老師,現在也確實還有一批愛讀書的老師,而且我發現在一些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有各種各樣的讀書會,包括老師也組織讀書會,這是好的事情?,F在也可以利用網絡,我一直在推薦福建的老師組織1+1讀書俱樂部的經驗,在網上大家約定閱讀某本書,讀完以后大家互相交流,那個讀書會進一步發展到同一個小城市里面找一天大家來讀書。那年我到福建去,他們在網上發通知說錢教授來福建,許多老師從各縣跑到福州跟我對話。所以我覺得在總體絕望的情況下還是有希望的。,我一直主張“從改變你的存在開始”,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一件好事,比如引導孩子讀書,哪怕讀一本書,長期堅持下去就會有一定的效果。

                陳平原:我做一個補充,我沒有像老錢那么絕望,因為我這幾年在北京、南京、廣州跟一些中學老師見面,挺佩服他們的,他們真的是自己讀書,而且帶學生讀書。反而是我在反省一個問題,是否拒絕一概而論。剛才老錢強調從自己身邊做起,表面上是比較低調的論述,但我更愿意強調它的合理性。今天很多人特別想找到特殊的途徑,建立一個權威,下一個讀書的指令,讓全國學生來讀什么書,這不是好事情。再偉大的人,再正確的論述,你都必須意識到中國的城鄉之間巨大的差異,不同學校、不同老師之間巨大的差異,我反而更愿意強調每個老師自主的選擇,以及他對學生獨特的輔導。其實,第一線的老師們真的比我們更知道學生的需要,而且他們的指導更有效果,也跟有意義。出外講學,經常有人問我開書單,我說沒用,因書單只適應自己的學生。在更廣大的范圍談問題,應該節制,過于強調某種自己的理念,忽略中國千差萬別的家庭和千差萬別的學校以及學生,這不好。在這個意義上,給現有的中小學老師提供比較好的條件,讓他們因地制宜,影響他們的學生,這樣才能培養出千差萬別、而不是千人一面的學生。如果我們想用一個自以為正確的思路來強行推廣,效果并不好,不僅因為沒有這個能力,即使有這個能力,這思路也是錯誤的。所以我更愿意說,給每個第一線的老師更好的生活條件以及更大的自主權,讓他們自己認真讀書,也帶著學生們來選擇和閱讀,這樣效果更好一點。

                黃子平:我比老錢更悲觀,我聽平原說這套書現在賣的最好是《男男女女》和《世故人情》,賣的最不好的是《讀書讀書》。我前段時間跟一個出版社的編輯討論口袋書,他說很奇怪,華人世界沒有一本口袋書是成功的,如果出口袋書是自取滅亡的,本來我們這套書的設想是要出成口袋書的。日本的地鐵上全部都在讀書,法國、德國、俄國地鐵上所有人都在讀書,讀書是一個社會風氣,它就是一個讀書的社會。而中國本來讀書人地位非常崇高的,我們下鄉的時候,老鄉心目中讀書人的地位非常崇高?,F在流行的電影臺詞叫做,“我讀書少你別欺負我”,很自豪的說。我認識一位上海的教授,他去日本交換,離開日本的時候,在東京機場行李超重,買太多書,要罰他錢,這個老師把錢都花光了,就跟機場的人說,我在東京大學交換。那人說東大??!不用罰錢了。日本尊重讀書人,把讀書人地位弄的很高,所以他們年年拿諾貝爾獎也不奇怪。咱們這里以讀書少為自豪,沒得救了。

                現在北大的學生也開始不怎么書生氣了,這不是好事情

                提問:三位老師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概念是在1985年,現在將近三十年之后,我的問題是從二十世紀末到二十一世紀初,從革命的世紀到告別革命的年代,從身處二十世紀來看概念到離開這個世紀看這個概念,有沒有不同?就是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解讀。

                黃子平:二十世紀過去了,這個概念其實是非常粗的討論現代文學史的框架。當年我們也是反復討論,由于《讀書》雜志的影響太大,所以暴得大名,非常慚愧。后來我們沒有機會再來反思這個概念,但是發明了一個自我安慰的說法,就說這些概念還能不能成立不重要,重要是那個“時刻”,那個概念冒出來的時刻多么令人懷念。然后還沾沾自喜,我們當年非常有勇氣,比較大膽,現在打死我們都寫不出來。如果當時我們再繼續琢磨,討論來討論去,要搞得它很完美,可能就出不來了。重要的不是這個框架是否仍然有效,它應該早就過時了,但是為什么還沒有人來代替它呢?我很失望。

                《讀書》雜志

                陳平原:其實,這個概念沒有過時,這個概念現在已經體制化了。北大還在講現代文學、當代文學,好多大學已經在講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作為早年提倡者,我們會反省當初提出概念的時候思慮不周,以及留下的一些遺憾。當初的直覺不錯,有些判斷也可以,但總體來說,就像子平說的,我們思想不成熟。大概十年前,老錢專門寫過文章做自我反省。因為這個概念已經進入體制,希望各個教學的老師,第一講講述這個概念的產生以及必要的批判,接下來再進入正題,講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錢理群:你們可以注意一個現象,我們三個人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以后,沒有一個人再寫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實際上這個概念提出是有針對性的,現代、當代文學學科發展到1980年代初,就要求從學科原有的作為革命史一部分的框架與限制中解脫出來。我們最初的本意,就是要使現當代文學成為一個有自己的獨立的研究范圍,對象,方法,結構的學科,也可以說是對既定的、占據主流地位的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革命模式及其相應的觀念、結構、方法的一個挑戰,它之所以引起轟動性的反響,原因就在這里。但一種新的口號、新的思想提出來以后,它在得到認同,特別是在自身成為主流之后,馬上就會面臨發生曲解的危險,而且是倡導者根本無從把握的。后來我們三個人就沉默了。今天回過頭來反思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個口號,我仍然認為,它作為一個學術觀點、主張還是可以存在的,至少是一家之言,不見得完全過時。但是它沒有想的那么大的意義和價值,而且自身是有缺陷,甚至是相當嚴重的問題的。它的最大價值可能還是歷史價值:它確實對1980年代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的突破起了很大作用,打開了全新的思路;而它內含著的對既定、主流研究模式的質疑精神,大膽創新的精神,不但跟八十年代的時代精神氣質相一致,而且具有更普遍的意義。

                黃子平:我是既得利益者,提職稱,當年上頭一查,這篇論文的引用率是所有現代文學論文里面排第一,這就不得了,引用率排第一。他們迷信“引用率”這玩意兒。贊成的也好,尤其批判的也好,也算引用,越多人批判引用的越高。這個概念里面最大的問題,當然也是八十年代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對現代化和現代性一廂情愿的缺乏反思,所有思考的焦點,你的問題提出來的方式,都是籠罩在對現代化和現代性毫無反思和毫無批判的思路上。因為整個框架建立在那個上面,你要做任何修補和修改都是不可能的,這是最值得去反省的層面。

                提問:我想問錢老師一個問題,我自己讀魯迅先生作品,我最喜歡他的作品是《影的告別》,因為我覺得寫出他一生的心路歷程,我想請問錢老師讀魯迅先生作品的時候有沒有最喜歡的一篇,能不能講一下您和最喜歡的作品之間的故事和經歷。

                錢理群:我剛才已經講了,我最喜歡的一篇是《頹敗線的顫動》,正好我寫了文章,談我和《頹敗線的顫動抖》的結緣的歷史。但這篇文章是應一位朋友特約而寫的,在文章發表之前,我還不能公開透露文章的內容,這是要請這位朋友原諒的。

                提問:首先對錢老表達敬意,因為我之前不喜歡魯迅,不喜歡的原因是我讀不懂,后來通讀《魯迅全集》,又看了您的《周作人傳》,對我而言打開了了解周氏兄弟的兩把鑰匙,我自己對知識分子心靈的探尋,可能是您一直關注的點,包括您講座開始說的話非常有情懷,我聽了非常感動。在現代這個時代下并不是所有中文系的學生畢業以后都可以留在高校,因為相對于社會而言,高校還是相對安靜一點,可以讀書。很多中文系的學生在滾滾紅塵之下,我們應該在思想以及態度上保持怎樣的狀態才能堅守這份初心?

                錢理群:我昨天剛完成一封長信,今年教師節,一些農村的老師,一些當年讀師范的老師給我寫信,我在信里這樣談的:我說按正常的人生是分三個階段,一個是讀書期間,包括大學,也包括研究生期間,這是一個做夢的時代,有許多理想,對未來有種種想法。第二個階段就是步入社會以后,就會面臨理想和現實巨大沖突,即使你原先在學校里已經看透了許多事情,但現實依然比你預計的要嚴峻得多。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辦?根據我的觀察和經驗,大體上可能有四種反應。第一種不管現實,繼續做夢。這樣的反應現在可能已經不再有。第二種反應是,開始也對現實不滿,但后來就逐漸適應,最后被現實同化。特別是在現實中得到好處,自己也成為既得利益者,就自覺地放棄、背離自己原初的理想,發生了異化。第三種反應,是既不甘心完全妥協,又沒有勇氣堅持理想,或者沒有機會擠入既得利益集團,就陷入頹廢、虛無、混日子。第四種反應是我比較贊同的:首先要面對現實,不斷加深對現實的理解,在此基礎上,對自己的理想做適當的調整,有一些反思,甚至要做一些妥協,但這個妥協又是有底線的,然后再尋找現實的空隙和機會,在有限的空間里逐漸的實現自己的部分理想。剛才提到的跟我通信的農村老師,就告訴我,盡管他在現實生活感覺到社會整體的黑暗,自身整體的無力,但也還是盡可能的在自己教學的范圍內教好學生,使他們能夠正常的、健康的活著。我覺得這個老師的選擇可能對即將離開學校面對現實的同學們有參考、借鑒的價值??梢哉f我自己的一生基本就是這樣過來的。到了老年反而在天天做夢。人生就是三個階段:入世前,不同程度上做夢;入世后就面臨現實和理想巨大的反差,在掙扎和堅守中收獲豐富的痛苦;到了老年出世后又在更高層面上繼續做夢。

                陳平原:我很高興北大中文系有好幾位像老錢這樣退休以后狀態很好,比在工作的時候發揮得還好,不是逐漸走入低潮,而是越來越激昂。老錢告訴我,他每天不寫作就困了,我說我相反,寫作時就困了。所以他繼續在做,而且發揮的非常出色。剛才老錢說的學生四個階段,他還是理想化了,他忘記了今天最大的問題是,很多學生在校的時候已經過早的不做夢,很早就進入社會,而且會覺得老師你們怎么還那么天真!以前我們對學生說,你不要太天真,但是現在反過來,學生告訴我們不要太天真。

                錢理群:即使這樣的學生再世故,真正面對現實的時候反差太大,所以對你們來說,畢業以后才是真正的考驗。

                陳平原:北大學生比起全國各大學的學生來,最大的特點是他們在校期間書生氣比較足。而現在北大的學生也開始不怎么書生氣了,這不是好事情。

                錢理群:就是不做夢了,書生氣就是做夢。

                陳平原:老錢出第一本散文隨筆集,寫完以后不知道題目叫什么好,我跟他說就叫《人之患》吧,因為,老錢就是“人之患,好為人師”。

                黃子平:老錢最大的悲哀是跟著平原混,所以都叫作青年學者,根本跟平原不是一代人。突然從老錢變成錢老,一夜之間,他都沒有反應過來。從“青年學者”變成“北大老教授”,所以他喪失了人生很重要的階段,叫做中年(笑)。一下子從青年跳到老年,非常悲慘,因為中年是非常豐富的人生階段(笑)。我的疑問是為什么讀中文系的人特別愛提這種問題?情懷啦,滾滾紅塵啦,跟你們的專業選擇,高考的時候填志愿腦子進了水有沒有關系?我完全不懂,別的系學生好像不那么容易提出這樣令老師也非常困惑的問題。

                錢理群: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

                提問:三位老師好,剛才陳平原老師提到在點點滴滴中,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夠看出中國文化的變化,當年有日本學者研究魯迅,研究魯迅在北京居住周邊居住的時候鄰居是誰,每天的環境是怎么樣,我想問三位老師,尤其是錢理群老師,您退休之后,我看到新聞報導說您住進養老院,我不知道現在是什么樣,您的日常生活,包括您的作息時間,這不是為了窺探您的私生活,而是一種研究路徑(笑),您什么時候寫作、您是否鍛煉身體等等這些問題想請您談一下日常生活。

                錢理群:我最害怕回答這樣的問題,因為搞不好網上就傳開了,我現在最害怕的就是大家注意我。我之所以躲到養老院去,最大的目的是想退出公眾視線,讓別人都不注意我,可以自由的生活。你問到了,我好像不回答也不禮貌,簡單說,這也是我昨天寫的一封信里講到的。

                陳平原:你昨天到底寫了幾封信(笑)。

                錢理群:一封長信,就是給農村的老師們寫信。一位老師來信說,我爺爺87歲,每天在地里轉來轉去;我就回信說,我跟你爺爺一樣,他在地頭轉來轉去,我在書齋里耙來耙去,耕耘我的“一畝三分地”,寫我自己想寫的、愿意寫的東西。我現在寫作沒有什么功利目的,也不求發表,別人怎么評論我都不管,完全是想怎么寫就怎么寫,進入自由寫作的階段,我日常生活主體就是這個。我也每天散步一個小時,而且我的散步有一個特點,我自己稱為用嬰兒的眼睛重新打量大自然。我的養老院條件比較好,院子像公園一樣,每天就是那些草木,天空、云彩,但是我每次看的時候特別注意今天和明天有什么變化。,我經常去鍛煉的地方有一棵樹,開始的時候它完全是綠的,后來這邊開始變黃,那邊還是綠的,我每天去都看到黃顏色怎么逐漸侵蝕綠色一邊,最后變的完全黃色。發現這些看熟的一草一木每天發生微妙的變化,真的非常開心。所以我現在精神狀態非常好,而且對我的身體健康幾乎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每天就做這兩件事:在書房耙來耙去,在園子里看來看去,每天都有新的發現和新的創造,這樣就可以使自己的生命保持某種程度的新生狀態,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我現在也還在竭力地將自己的晚年生活浪漫化,只是不知道這樣的浪漫狀態還能維持多久。

                黃子平:我揭發老錢,我到他家去,那時候他還沒有搬走,看到他客廳里面擺了一部很高級的跑步機,不說牌子,--他的跑步機上堆滿全國各地寄來的各種雜志。

                錢理群:我原來不鍛煉,我到了養老院以后最大的變化就是每天散步一小時。

                文學批評的問題是整個社會風氣的問題

                提問:三位老師好,我聽老師講這些心理很有啟發,想到前些日子我們上課的時候老師跟我們討論的一個話題,我們當時討論的問題是現在包括作家、散文家出了一本書就會有好多評論界的朋友進行批評,老師給我們提出討論的問題是,現在可能有這樣的傾向,一個作家出新書的時候,拋售評論家批評的時候,往往由文學批評變成大部分是文學表揚,甚至演變為文學廣告,三位老師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師,肯定有切身的體會,我想問三位老師對這種文學批評出現的批評無力的狀態怎么看?

                黃子平:我有一年回來碰到蘇州大學一位老師,從來沒有人這么跟我說,他說你離開的好,我說為什么?他說你要不離開,你會成為全國知名的“紅包批評家”。什么叫做紅包批評家?那些新書發布會通常都是在北京,如果資金比較充足挑人民大會堂開發布會,當然先找北京大學做當代文學批評的老師,一進門簽名,簽完名紅包遞上來,你當然就變成紅包表揚家。我出了一身冷汗,逃過一劫。非常有趣,我有一次聽河南作家李洱描述這些紅包批評家非常的匆忙,任務繁重,要趕好幾個會,到了一個會坐下來拿完紅包以后,“很高興來參加這次……”,然后扭頭看橫幅,才看清楚橫幅上是討論誰的哪本書,然后說這本書“很有深度、很有廣度、很有高度,很有各種度”,講完以后又要赴下場批評。我覺得不是文學批評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風氣的問題,沒法解決。

                陳平原:子平說的是當代文學,而且更多體現在具體的作家作品出版座談會。我的研究對象章太炎死了,魯迅死了,胡適也早死了,不會開自己的作品出版座談會,所以我們很少碰到這個挑戰和誘惑。這么說吧,大套書,比如《章太炎全集》出版、《王國維全集》出版,這樣的話我們會參加,那種氛圍,相對來說大家比較認真,而且比較客觀一點。不排除在那個場合里會多說一些表揚的話,但是和紅包批評家不是一回事情。所以,我相信在整個書評界偏于軟的狀態下,可能當代文學的這個問題最嚴重。當年我的導師王瑤先生說做現代文學,他那個時候現代作家還在,他就說做現代文學最大的警醒是不要跟作家走的太近。王先生基本不跟作家打交道,據說某作家挑一擔書到他家,說你的文學史就寫我這么幾行,合適嗎?撩下來就走了。所以,作家的壓力對于當下的研究者來說很嚴重,假如要保持史家立場與眼光,雙方關系密切那是比較困難的。記得王瑤先生的話,即使偶爾談當代文學,我也基本上不跟作家有密切往來。因此,也就沒有那么多誘惑在等待著我。

                錢理群:接著平原的話說,我的原則不跟作家聯系,也不跟作家的家屬聯系。比如我研究魯迅、周作人,我基本上不跟魯迅、周作人家屬的交道。當然會有一些損失,比如材料得不到,但是我覺得寧愿不要,也要保持我的獨立。因為跟家屬關系搞好,有了感情以后,就很難保持學術研究必須有的距離感與客觀性。我順便說一下,大家可以注意,我這些年任何會不參加,我只參加一種會,就是我的作品要出版了,要召開發布會,我就必須參加。因為出版社出你的書很難,尤其是我的書更不容易出版,出來了,就要求有一定的銷售量,需要宣傳,開發布會,自然有一定的商業目的,我們不必回避這一點,而且這樣的商業目的是合理的,我也有義務參加。參加的時候我也盡可能使其變成思想與學術的交流,今天這個會這方面就做的比較好,實際上是學術的交流。

                黃子平:你們兩個說的很有深度,但是缺乏廣度。

                徐鵬遠:因為時間關系,這個問題沒法展得太開,我可以做一個有價值的廣告。剛才那位同學如果對這個問題感興趣,可以去鳳凰網看一下我們上一期的風沙龍,李陀和許子東兩位老師就當下文學批評的問題聊了很多,應該可以給你提供更多解答。

                提問:我想問一下三位老師,關于少數民族文學的問題。我們一般說少數民族作家,比如像老舍、阿來,我們認為可以納入文學討論,但現在網上還有很多網絡小說,可能以比較獵奇的心態放大作為賣點,里面出現類似于東方主義現象,我自己是貴州苗族,我想問一下三位老師,在少數民族現代化速度越來越加快的情況下,怎么寫出自己民族聲音的作品?甚至說在二十一世紀或者再往后的網絡時代,寫出自己民族的聲音還有無必要?

                錢理群:我把話題拉開一點,今天的話題是漫說文化,對文化的理解,我們通常一講就是古代文化,古代文化又集中在儒家文化上。實際上不僅有古代文化,同時還有現代文化,我想提醒還有少數民族文化,地方文化,民間文化,我們應該有這個大視野的文化概念。這位同學談到貴州苗族,這是我非常感興趣的話題。記得我在退休以后和貴州的朋友編了一本《貴州讀本》,并且到貴州各大學演講,還專門到民族學院和少數民族學生交流,我講話的中心就是強調現在少數民族的文化有消失的可能,因此你們一定要堅持少數民族的文化,首先是堅持學習與運用你們自己民族的語言文字。沒有想到學生的反應卻是,錢老師,我現在考慮更多的是就業,要就業就必須懂得漢語,而且最好懂得英語,對我來說,最現實與迫切的,不是堅守民族語言文字的問題,我最關心的是請你告訴我如何學好英語。這件事引起了我的反思:我們這些學院里的教授,只是從理論、理想的層面,關心與思考少數民族文化的命運,這本身并無問題,而且自有價值;我們的問題在,完全不知道少數民族的學生、鄉親,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更加實在、迫切的問題,我們的理論、理想就有陷入空談的危險。少數民族文化的堅守當然很重要,問題是在少數民族的基本生存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的形勢下,如何堅守?除了少數民族自身的堅守以外,我們這些關心少數民族文化的漢族知識分子,又能夠實實在在地為少數民族文化的保存與發展做一些具體的事情。這也是我在遭到少數民族學生的前述質疑以后,一直在思考的。這里可以向大家報告,也可以說做一個廣告,我最近和貴州安順(我在那里生活了18年)的朋友共同完成一個大的學術工程:安順地方史《安順城記》。安順地區是一個多民族的聚集地,也有很多苗族。我編這套150萬字的《安順城記》,就是嘗試把少數民族文化作為全書的一個重點,在傳承少數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上做一點工作,也算是聊盡一點責任吧。

                陳平原:我想補充的是,前幾年我寫好幾篇文章談少數民族文學問題,有興趣的話,你看一下兩年前《讀書》雜志上我的《編一本少數民族文學讀本,如何?》。其實,把你的問題再往前推,談少數民族問題,不僅是就業,也不僅是文化,不僅是文學史,也包含整個意識形態,它會碰到很多有形無形的障礙,比如,西南的問題好說,西北的問題難說,西北的問題中,內蒙好說,新疆難說。有好多具體的問題,很棘手,你必須談到,無法回避,但怎么說,分寸感很重要。只是在書齋里,你不知道最敏感的地方在哪里,政策紅線在哪里,哪些地方是不能逾越的。學院里面很容易想當然,可你想介入,到底該采取什么立場,我做了不少嘗試,但效果不理想。

                錢理群:我推薦我編的書《貴州讀本》,那里對苗族文化有很有趣的表述,貴州教育出版社出的。

                徐鵬遠:還有很多朋友舉手,時間所限不能一一滿足大家,我相信以三位老師今天下午兩個半小時的很大體量的演講,他們未來還會有很多次機會跟大家交流。今天我有兩個特別大的收獲,一個收獲是無論人的年歲到了多大時候,只要老哥們兒相聚都會變成老小孩,還有一個特別大的收獲來自于陳老師的解答,他說大散文是端著的,我終于明白大散文為什么要叫苦旅了。

                希望大家繼續關注鳳凰網文化風沙龍和領讀文化,當然所有活動最終目的不是讓大家只是樂于參與活動,而是落實到讀書。謝謝各位。

                好运5分快3 菲特 动车 极速蜗牛存档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上快三注册 贵州快3走势 贵州快3注册 安徽快三助赢软件 山东11选5 安徽快三助赢软件 吉林快三走势 荒野求生2013 心款屋 爱投罗网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