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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愛和知識解決不了的虛無癥:從格非《月落荒寺》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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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愛和知識解決不了的虛無癥:從格非《月落荒寺》說起

                2019年10月25日 16:57:16
                來源:鳳凰網文化

                導語:“格非在多部小說里以知識分子為主角,但他們不再是兼濟天下、以家國為己任的歷史參與者,而是一個個邊緣人,在急促的社會轉型期無所適從?!洞罕M江南》里,詩人譚端午淪為無所事事的廢人?!对侣浠乃隆分?,宜生名利兼收,仍解決不了生命的空無。這些知識分子都不再是社會的主角,也無法通過勞動介入社會變革,他們要么迎合潮流,成為商業和政治的附庸,要么主動邊緣化,成為一個無關緊要的人?!?/span>

                《月落荒寺》是格非最新的長篇小說,小說開篇即寫了主人公的困境。哲學教師林宜生妻子出軌,婚姻破裂,自己和兒子處在難解的尷尬中。林宜生是卷入商業社會的知識分子的寫照。他是蘇州人,在南京學習十年,然后北上,成為北京一所理工科大學的哲學教授,教授“馬原”和“毛概”。受益于市場經濟和國學熱,他在各地講課,收入和地位躍升,名也有了,利也有了,可卻仍感到虛無,尤其是在妻子與白人派崔克(Patrick)出國、兒子不服管教后,他走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感受到無力和彷徨。 宜生為什么會有這種感覺?這是格非設的第一個懸念。另一個懸念,是一位叫楚云的女人的出現和消失。她是中年知識分子喜歡的那類女性——青春光彩,充滿生命力。楚云和宜生,仿佛是兩個世界的人,但他們不期而遇,墜入愛河。然而,有一天,當宜生服用了抗抑郁藥(“丙咪嗪”)入夢時,楚云卻消失不見了。

                長篇《月落荒寺》(格非 格非《月落荒寺》在《收獲》連載,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楚云給人的感覺如夢似幻,卻也正如她的名字,“楚云易散,覆水難收”。整篇小說的氛圍也陷入到這種縹緲中。恰如“月落荒寺”這個意象所提醒的,清凈,空無,卻有一絲光亮。小說真正提到“月落荒寺”是在后面,楚云和音樂鑒賞家楊慶棠聊到德彪西的一首曲子:

                “這首曲子的中文翻譯,可以說是五花八門”。慶棠認真地回答說:“有譯成‘月落古寺’的,有譯成‘月落古剎’的,也有譯作‘月落禪寺’的,比較通行的譯法是‘月落荒寺’。我倒更傾向于將它譯為‘月照蕭寺’?!背葡肓讼胝f,相比較而言,她還是覺得譯成“月落荒寺”稍好一些。

                “月落荒寺”這個如此中國的名字,原來取自德彪西的曲子。宜生從未聽過德彪西,卻對“月落荒寺”耳熟而心驚。原來,這個空凈的意象,勾起了他一段難以啟齒的往事。在黃山,宜生曾和另一個女子險些“越界”,他雖然最終沒有肉體出軌,但在精神上,他背負了沉重的負擔。他回想起那一天:“溪谷對面有片竹林,竹林邊有座頹圮的寺廟。一彎新月在黑黢黢的竹林上方露了臉。月光靜靜地灑落在荒寺的斷墻殘壁上,四周一派沉寂?!?/p>

                《月落荒寺》究竟要寫什么?我想,一篇關于格非的采訪提供了線索。在《上海書評》發布的《格非談<江南>內外》中,格非說 :“實際上我當年部分參考了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里討論的‘常人’——海德格爾將其定義為‘無此人’。很多人活著,但并不存在。存在是我們的最低目標,也是最高目標。用米沃什的話說,我們所面臨的存在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我在此’。為什么是我?為什么我在此,而不在彼?每個人都希望自己存在,感受自己的有效性,確認自己生命的意義,而不僅是像符號一樣的活著?!?/p>

                格非在多部小說里以知識分子為主角,但他們不再是兼濟天下、以家國為己任的歷史參與者,而是一個個邊緣人,在急促的社會轉型期無所適從?!洞罕M江南》里,詩人譚端午淪為無所事事的廢人?!对侣浠乃隆分?,宜生名利兼收,仍解決不了生命的空虛。這些知識分子都不再是社會的主角,也無法通過勞動介入社會變革,他們要么迎合潮流,成為商業和政治的附庸,要么主動邊緣化,成為一個無關緊要的人。

                格非小說中知識分子的處境,同胡風在《時間開始了》里的自信、小說《春春之歌》熱烈的知識分子口號相比,儼然換了人間。知識分子要處理的不再是天下問題,而是自我的矛盾,他們面對地位的落差,嘗試克服內心的無力,但怎么克服呢?格非也沒有明確的答案。他一度把路徑指向生活,暗示知識分子放下“大詞”,關心生活中具體的美好,或者回歸傳統,抵御資本主義邏輯主導的商業社會帶來的種種問題,但這些解決方式失之于輕易,顯得十分勉強,就像《月落荒寺》里縹緲的楚云,能給予知識分子一時慰藉,不能真正解決他們的精神危機。

                格非反反復復探討的這個問題,也就是海德格爾提出的“常人”與“非人”,不只是知識分子的問題,而是我們時代相當一部分人的迷惘。

                什么是值得過的生活?我們窮盡半生,可能都沒有答案??上?,格非沒有進一步深入這個問題,他對理論的依賴、極強的分析視野、概括視野,反而削弱了小說寫作的共情能力?!对侣浠乃隆返娜合袷侵R分子,他們熱衷于談論薩特、德彪西、麥克維爾,他們的觥籌交錯,甚至月下獨酌,都伴隨著用典的纏繞、知識分子的賣弄和牢騷,格非當然不是為了炫耀才寫這些典故,他提到盧卡齊等人,都是在提供鑰匙,為他在小說中埋下的意義迷宮解鎖。盧卡齊的“時間機器論”、周德坤的《深淵大飯店》(與盧卡齊提到的“深淵大飯店”互文),還有薩特的“兩種生活論”,都是為了格非的主題服務。

                《月落荒寺》

                從《月落荒寺》聯想到格非這二十年的創作,他都在處理知識分子和商業社會的關系。格非意識到鄉村的消亡不可避免,所以他寫作《望春風》,彈奏一曲鄉土的挽歌。同時,他看到知識分子在都市為主的商業社會的無所適從,他寫《春盡江南》,寫《月落荒寺》,乃至更早的《欲望的旗幟》,都在探討當知識分子不再崇高,甚至淪為“末人”,他們如何自處,又如何調節自己和世界的關系。格非并非僅僅為知識分子辯護和感傷,他看到的是知識分子固有的局限,與其說這一代知識分子在邊緣化,不如說他們離開了本就虛高的位置,二十世紀為知識分子制造了幻夢,很快又捏碎,循環往復,直到心如死灰。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

                當格非回溯歷史,他發現當今知識分子的困惑,早在歷史上就多次浮現,比如他屢屢提及的《金瓶梅》和明中后期社會,那就是一個資本主義萌芽出現,士人集體困惑、墮落的時代。在格非看來,《金瓶梅》的問題,既是明代的,也是現代的,他寫了那么多小說,都在回應《金瓶梅》,因為那是他最喜愛的小說之一,他曾公開表示,自己對《金瓶梅》的推崇更甚于《紅樓夢》。

                但是,格非在完成《江南三部曲》后,他的創作也出現了一定瓶頸。一個是題材和人物關系的自我重復。一個是敘述語言的知識分子腔。格非寫得最傳神的人物是知識分子和充滿欲望的女性,但在描繪其他人物時,就顯得概念、泛泛?!对侣浠乃隆防锏某?,在人物塑造上并不如宜生飽滿,她更像一個知識分子想象的女性,投射夢幻和欲望的符號。小說第26節楚云對校長說的話,還有第27節宜生和兒子伯遠的對話,雅則雅矣,但那是知識分子的腔調,落到現實里、非知識分子的語境,就會略顯尷尬。

                格非在《月落荒寺》里致敬了《金瓶梅》,他筆下的男女情事,和《金瓶梅》的寫法如出一轍?!督鹌棵贰防?,最色情的事不在妓院而在家里(格非語),《月落荒寺》中,最色情的部分同樣在家里,例如第27節,伯遠和友人婉希在家中你儂我儂,婉希俯下身子,親了他一口,調情似的問他,丁丁有多長,又說,自己給一個叫陳翰文的男生吹過,二人眼神交錯,面紅耳赤,離云雨情也就半步之遙,小說優雅的氛圍,在這里陡然變為世俗,與之對比,宜生和楚云的調情就朦朧許多,用詞也更文雅,這是因為,格非并不很現實地寫宜生與楚云,自始至終,楚云更像知識分子的一個夢,一個情人,她不涉及柴米油鹽,沒有自己的脾氣,她的出現和消失,都是功能性的,為小說的情節服務。

                《月落荒寺》的女性大多是被動的、功能性的,缺乏自己內在的張力。比如:第32節,楚云去接待一個來自美國的教育團,想起她當年在芝加哥,一個老外和她搭訕,隨手摟住她的肩膀,小說寫道:“剛到美國的楚云,覺得拒絕人家有點不太禮貌,就怯生生地答應了。那個人將她直接帶回了自己的公寓。楚云糊里糊涂地跟他上了床?!背圃谶@里完全是被動的,她為什么跟那人回家,為什么上床,她的心態變化是怎樣的,在小說中沒有交代。仿佛她就這么輕易地把自己交了出去。在完事后,楚云雖感到一點屈辱,但小說對此僅是一筆帶過,旋即轉入楚云和那人溫和的對話。

                同樣,宜生妻子和加拿大男人之間,妻子也是一個被欲望牽引、模糊不清的符號,妻子具體的心境,在小說中也被隱而不表,我們能看到的,是男性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敘述,而女性充當配角、符號和欲望的化身。

                反倒是伯遠和婉希之間,儼然《金瓶梅》的遺腹子,就是很現實的俗,俗里面又有些秋風掃落葉的蒼涼,這樣的寫法,格非在《欲望的旗幟》《江南三部曲》也有過,這是他和大部分知識分子寫作不同的地方,他雖然寫知識分子,但更關心他們世俗和庸碌的一面,精神的崇高被解構,取而代之的是世俗的欲望和涼薄。當現實壓垮理想,人被瑣碎纏繞,主人公們產生厭世情緒,而稍微能救濟他們的,是書本和女人,但對這二者的依賴,也在無形中消磨他們。

                在格非的小說中,知識和女性是兩大敘事動力,也是欲望橫生和毀滅的表層原因,學者梅蘭指出:“格非1986年至1996年的中短篇小說幾乎分享著同樣一個故事原型:孤獨的男性詩人/軍人/知識分子/和尚禪師,等等,早已窺破現世的廢墟性質,但卻一而再跌倒在女性肉體的誘惑/犯罪/洗禮/恥辱/幻滅上。死亡、北伐、編故事(寫作)、回憶、革命、歷史、抗日、親情、精神病、隱居、應試、王國、修道、學術研究、婚姻友情,等等,都只是神秘而強大的女性肉體/欲望影響下帶來的副產品。女人成為格非小說中典型的喻體,女人越蓬勃,越反襯男性知識分子的空無,女人的介入和離開,都成為知識分子在失勢以后,對過往的追憶和對現世的嗟嘆的觸發機關。

                千禧年后,格非雖然退出了先鋒姿態,用更現實主義的筆法寫作,但他的思考仍是先鋒的,延續著他在《欲望的旗幟》里的表達,一個《金瓶梅》式的困局,知識分子被三重落差壓得喘不過氣——理想和現實、過去和現在、欲望和萎靡。格非的小說里流露著沮喪。

                固然,格非對知識分子書寫存在反思,早在《隱身衣》和《江南三部曲》里,他就不乏對知識分子自戀的諷刺,對男性知識分子為主體建構的歷史保持懷疑,比如《隱身衣》中,一個做膽機的生意人對教授不吐不快:“如果你不是特別愛吹毛求疵,凡事都要去刨根問底的話,如果你能學會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改掉怨天尤人的老毛病,你會突然發現,其實生活還是他媽的挺美好的。 不是嗎?” 這段話,其實就是格非借人物說話,言說的對象,就是知識分子。但是,格非雖然有自嘲、諷刺、懷疑,囿于身份和寫法,他的小說仍會不時流露出說教和引用癖,表現出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崇高傾向(這種崇高,不是知識分子在精神上覺得自己很高尚,而是一種對文本話語權的壟斷),智慧的引用固然討得評論家的歡喜,可對文本氛圍的損害是不可回避的,格非小說中的斷裂和尷尬,往往都在引用與說教中,反而是他不引用、不說教的時候,寫得行云流水,營造出典雅的意境。

                總的來說,《月落荒寺》是格非繼《江南三部曲》后的延續之作,他把他還沒說完的話,對當代生活的困惑,寫進這部小說里,縱觀格非的文學譜系,《月落荒寺》是接近于《春盡江南》《隱身衣》的作品,延續了格非回歸傳統敘事,探索現代生活倫理的基調。格非是難得有深刻問題意識的小說家,但是,怎么克服自我重復,完成更加純熟的敘事,可能是他下一階段的難關。二流的小說讓讀者感嘆作者的智慧,一流的小說大象無形,作者隱于幕后,卻能用文字透視人們內心最幽微的存在。格非是智者,他比評論家更清楚自己的困境。

                多年前,格非用“雪隱鷺鷥”論述《金瓶梅》,它的意思是“白色的鷺鷥站在雪地里,不認真觀察,很難發現它的存在,而只有等到它飛起的一剎那,你才會驚呼原來雪地里還藏著這么一只鳥”,其實,《金瓶梅》的境界,就是“雪隱鷺鷥”這四個字,我想,格非孜孜以求的,也是這種境界吧。

                【作者簡介】宗城,90后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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